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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義上的寫作，總會冒犯到一些禁忌，無論是政治上的，倫理上的，還是美學上的，這是文學自身的邏輯使然。那麼，在一個後極權意識形態下，當今的中國自由寫作者只要選擇'自由'作為寫作的唯一標準的話，就必然會冒犯政治的禁忌，成為一個政治上的'異議者'和'對抗者'。正如布羅茨基所說'文學必須干預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預文學為止'。作家東亞的可貴之處就在於他能突破自身的審查，將自己放在更為廣闊的自由之域，從而使得他能夠直面民族過往的悲慘和現實的荒謬，並以高超的文學造詣和罕見的良知與勇氣把文本（就國內小說整體水平而言）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樣一個作家，他不僅犯了這個時代的忌，同時也犯了這個時代流行的犬儒主義者--精緻利己的'襠下作家'們--的忌。他們不敢於發出自由的聲音，就必然對於文壇邊緣摸爬打滾的極少數'東亞'們形成一個'壓力團體'[1]。在這裡，我想說：就讓那些聰明人隨著這個荒謬的時代去盡情的翻滾吧！《日晷》僅僅只是一個開端，漫漫長夜，在當下的後極權意識形態的天空下，這部反極權小說是難以通過出版審查制度正式出版的。這也許正是作家東亞的榮耀，因為他面向的是未來。 [1] 壓力團體是指通過精神壓力迫使個體放棄個人意願以和團體其他人員取得一致意見的團體。它利用團體成員對歸屬感和交往的需求，使個體擔心自己受到孤立、排斥和唾棄，從而實現團體意見的統一。團體壓力過程由美國心理學家哈羅德·萊維特於1972年提出，他認為團體壓力過程分四個階段：理性階段、情感引導段、直接攻擊階段和開除背離者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