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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逝去的已经永生（序）◎程映虹 我无缘结识李建华（一平）先生。今年早些时候，胡平先生约我为李先生文集中的历史评论卷写一个类似序言的文章，因为我做过一点和国际共运有关的研究，而李先生的历史评论卷中主要是和国际共运有关的内容。就写作者而言，李先生首先是一个文学家、诗人和作家，历史并非其'本行'或者是其最重要的写作对象。然而读完了李先生的这些历史评论文字，我却深感其史见史识之非同凡响。二十世纪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涌现出很多在逆境或者平庸的生存环境下，尤其是在抗拒思想专制和知识封锁中竭尽所能坚持求知和思考的思想者，其先驱如遇罗克和林昭，后继者包括许许多多无名的下乡知青和青年工人。改开之后，一些幸存者得以抓住种种契机离开生活环境中的底层社会脱颖而出，但这个底层中国在物质贫困、精神窒息和政治高压下的堕落和绝望却不但从未远离、反而驱使他们在思考的漫漫长路上跋涉，成为他们生命的原动力。他们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支点来看历史，试图回答那个压制了他们一生、也困惑了他们一生的大问题：这个社会、这个国家何以走上这么一条被诅咒的道路？这些思想者中，很多人对社会的关注和对人生的执着始于对文学的爱好，文学作品的阅读和熏陶伴随着他们的成长过程，文学成为他们个性深处的一种秉性。有人后来成了文学家，更多的人则是由热爱文学始，旁涉哲学和历史，后来弃文从术（各类学术或者科学和技术），但在对社会和人生的态度上仍然保留着浓厚的'文青'色彩。这是因为在极权制度下，古往今来的文学作品可能是知识、思想和人性唯一比较可能的完整的避难所。很多人不但是从文学作品中知晓一个不同于官方宣传的'旧社会'、'阶级敌人'和'西方'的，而且也是从文学作品中吸取到不同于极权主义的人生观的。我们现在常说'抵抗强权'，文学由于结合了对社会的认识和对生命的感悟，成为极权制度下的一种个人抵抗形式。我想，这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作为思想者和写作者的李一平以文学为主，兼涉哲学和历史的时代和个人背景。朱学勤先生曾用'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来形容文革岁月中的这样一些民间思想者，他们思考的是'一九六八年问题'，即自法国雅各宾主义以来经由列宁主义发展到毛主义文革的这样一条不断激进的革命之路和灾难之途。到了改开时代的九十年代，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湮没无闻，其中幸运的则进入学术殿堂，但却阈于学术体制的规范或者政治氛围的约束而难以畅所欲言，年轻时代曾经困扰他们的那个问题也就渐渐淡忘。从此，思想史上失踪的，不仅仅是那批人，更是那个时代的那个问题。李建华先生就是当年这批人中的幸存者，但却不是失踪者。文革末期他虽然有机会从黑龙江回到北京，还进了北京师范学院，后来甚至进入高校体制就职，但却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作为异己而被清洗。此为他生命中从下乡、回城、再求学并任职后的又一次波折。再后来他得到机会去波兰高校教授中文，从那里再赴美，此后虽然有在美高校教授中文的机会，但总体来说其生活仍然处于流亡状态。但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始终没有放弃思考和写作，留下多卷诗歌和散文作品，同时更深耕历史园地，继续追问那个仍然有待回答的世
